“雙減”后家長亟待走出多重困境

家長教育焦慮一直是全社會關注的普遍問題。在“雙減”政策發(fā)布之前，“家長陪學陪到心臟病發(fā)”“海淀媽媽VS順義媽媽”等新聞總是引起現(xiàn)象級討論，全社會對于“學生壓力過重，急需減負”的呼聲高度一致。應該說，“雙減”政策力度之強絕對前所未有，然而在學校作業(yè)和校外培訓都在為學生做減負的同時，家長的教育焦慮幾乎沒有減少，而且出現(xiàn)了比原來更為矛盾復雜、多元分化的趨勢，家長似乎陷入了三大難以破解的困境。

既要快樂童年，又要明朗未來——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兩難選擇

“既希望孩子過一個無憂無慮的快樂童年，又希望孩子能夠學習好以賺得一份可以預期的明朗未來”，是當前許多家長在教育孩子過程中的“擰巴”心理，這樣的兩難困境讓家庭產(chǎn)生巨大的時間沖突和心理沖突。家長們一方面忙著“雞娃”，幫孩子們報語文班、數(shù)學班、英語班、體育班、藝術班，把放學時間和周末時間安排得滿滿的，以期獲得學習成績和文體特長的雙豐收，甚至因瘋搶KET、PET報考名額使得報名系統(tǒng)癱瘓，出現(xiàn)“北京1.2秒搶空、廣州1.5秒搶空”等讓全網(wǎng)嘩然的現(xiàn)象；另一方面在看到孩子自主學習和休閑時間不足、睡眠不足、“眼睛里的光彩越來越少”時，內心又難免產(chǎn)生巨大的焦慮和自我懷疑。

家長所面臨的，其實是他們在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間的兩難選擇困境?！皟r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理解人的價值需求時提出的關鍵概念。價值理性強調人的情感和精神價值，符合當代青年家長的價值需求。當代家長大多是“70后”“80后”，他們自己體驗著物質生活從匱乏到富足的發(fā)展，其價值關注點逐漸從物質領域向人性向度復歸，因此他們的教育本心注重價值理性，希望“孩子過更快樂、更有意義的一生”。但是這一代家長也恰恰是對“教育改變命運”體驗最深刻的一代人，他們或通過高等教育獲得教育紅利、獲得更好的社會經(jīng)濟地位、實現(xiàn)了階層的躍遷，或看到“我同學上了大學，人家現(xiàn)在的生活層次跟咱完全不在一個水平上”，所以對于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最為強烈，對工具理性特別注重，這就導致了當前社會密集型教育行為和教育焦慮呈現(xiàn)高位趨勢。

要想突破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兩難選擇困境，首先就要克服教育中短視化和功利化傾向。短視化和功利化導致家長過于焦慮，就會用蠻力去強壓、逼迫孩子過度學習，導致孩子產(chǎn)生厭學、抑郁等心理問題。然后要有目的、有反思地將工具性需求與價值性需求融合，在孩子每天的學習中做到“心中有目標，眼中有孩子”，在追求學習成績時，更多地關注成績背后的終身學習能力和堅韌人格的培養(yǎng)。

既嫌負擔太重，又怕成績下滑——信息繭房與教育內卷的雙重壓力

“雙減”以后家長的憂慮出現(xiàn)了分化的特點：有些家長覺得學校減負不足，學生學業(yè)壓力仍然過大，無法保證身心健康發(fā)展，比如對《知名經(jīng)濟學家宋清輝12歲兒子墜樓身亡，他希望：“雙減”政策能真正落到實處》這篇文章的評論中，“‘雙減’之后是作業(yè)更多了，孩子的負擔更重了”“中高考制度都在，怎么減下來就怎么加上去”等評論獲得了大量的點贊；但也有些家長害怕減負太過，害怕自己“雞娃”不足，“我家孩子在機構學數(shù)學時特別喜歡，兩眼放光，而現(xiàn)在學校數(shù)學遠低于他的水平，取消這些培訓班就是對孩子個性化學習機會的剝奪”“‘雙減’我們自己減沒有用，人家的孩子沒減，回頭幾年下來比人家落一大截”。同時，有些家長希望減少頻繁的考試評價，“一個學期大考、小考，沒有考試也有各種形式的測驗，孩子的壓力不可能減下來”；但有些家長希望得到及時的反饋，“感覺以后中考是在拆盲盒，平時不考試不反饋成績，中考將成為大型分流現(xiàn)場，等著傻眼吧”。

最讓人擔心的是，這兩種對“雙減”政策完全相反方向的觀點，都在裹挾教育系統(tǒng)“雙減”政策的實施行為和家長的教育行為。持每一種觀點的人都會在網(wǎng)上發(fā)現(xiàn)與自己同感的人“特別多”，進而深信“大家都是這么感覺的”。這就是“信息繭房”效應。早在2006年，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凱斯·桑斯坦就在《信息烏托邦——眾人如何生產(chǎn)知識》中指出，人們關注的信息會習慣性地被自己的興趣所引導，從而將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蠶繭一般的“繭房”。這種信息窄化現(xiàn)象會不斷加深教育焦慮，讓有些家長大罵現(xiàn)在減負不到位，希望減負一減到底；而讓另一些家長一邊大罵別人“教育內卷”，一邊怕自己“雞娃”不足而努力給孩子尋找各種教育資源。

在這樣的雙重壓力下，家長要想做好教育統(tǒng)合，就特別需要明白什么樣的教育是合適的、完整的教育。合適的、完整的教育，提供的一定是知識的譜系，能夠讓每種水平的孩子在其中選取適合自己能力的內容，而不是只提供一條線、一個水平的知識。如果讓所有孩子都學習同一水平的內容，學習平均水平的一模一樣的知識，那對絕大多數(shù)的孩子都是不公平的。

所以，家長不能強制教育體系按照自家孩子能力水平去設置教學內容，而要在現(xiàn)有的教育知識譜系中找準自家孩子的位置并選取適合的學習方法。如果簡單要求繼續(xù)加強減負，減到所有孩子都沒有壓力為止，或者簡單要求恢復課外班教學以保留繼續(xù)開展“雞娃”大戰(zhàn)的戰(zhàn)場，不但教育焦慮不會停止，我國未來的人才培養(yǎng)也會出現(xiàn)困境。

既想尊重個性，又擔心發(fā)展受限——教育理想與教育實踐的轉換困境

在教育理想上，家長希望孩子能夠個性發(fā)展，希望尊重孩子的興趣及能力需求，讓孩子做他喜歡的事，從事他喜歡的行業(yè)。但在教育實踐中，家長唯恐孩子在“職普分流”中被分流到職業(yè)教育中，擔心孩子一輩子做技術性工作沒法發(fā)展。這就使得“職普分流”政策難以見效，本來是要按能力和興趣傾向來讓學生進行主動選擇，可在實行過程中卻變成了按水平分層，絕大多數(shù)家庭只要孩子能讀高中就決不讀職高技校，使職高技校陷入“生源差導致學風差，學風差使得生源差”的惡性循環(huán)。因此，當“雙減”政策與“職普分流”政策被媒體同時提及時，家長被激起了極大恐慌——“國家想要一半的孩子做工人，我只想自己的孩子上大學”“有錢人不會愁這些，窮人的孩子應該會被源源不斷地送進工廠做工蟻”。

按照霍蘭德職業(yè)興趣理論，人的興趣分成不同的類型，職業(yè)也分成不同的類型，生涯發(fā)展最重要的是“人職匹配”。比如“現(xiàn)實型”興趣的人喜歡與物品打交道，喜歡匠人精神，如果他們從事技術類工作則能夠達成最大限度的“人職匹配”而獲得職業(yè)成就感。很多有這種興趣傾向類型的成年人，人到中年就特別希望自己能夠從事專注的技術性工作，比如做飯、雕刻、園藝等。

但問題是，幾乎所有的家長在面臨孩子的生涯選擇時，仍然輕視“缺少學術含量”的技術性工作，希望孩子能夠從事更“正式”的工作。甚至在有些孩子學習出現(xiàn)困難無法適應高中學業(yè)時，家長也仍然覺得孩子哪怕呆坐在教室里痛苦地讀完高中也比去職高學技術強。

家長教育理想與教育實踐脫節(jié)得如此嚴重，與我國“學而優(yōu)則仕”的傳統(tǒng)理念及高水平的教育回報率有關，也與我國當前職業(yè)教育學風差、生源差的現(xiàn)狀有關。這不是單一的教育領域問題，而是綜合的社會性問題，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來提高職業(yè)教育的認可度和吸引力。當職業(yè)教育不再是孩子成績差時的被動選擇，而是孩子根據(jù)興趣和能力傾向做的主動選擇時，家長的教育焦慮才會得到根本性的緩解。

（作者單位系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本文系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小學生家長教育焦慮的心理機制及干預研究”[項目編號20JYB021]成果）

《中國教育報》2022年01月23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