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的重量：哪些文章足以承載

近讀莫礪鋒教授主編的《國學文選：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當代詮釋》（鳳凰出版社），喜其蔚為大觀，視域?qū)拸V，感其體例新穎，解讀精準，敬其治學嚴謹，編選審慎，尤其是“國學文選”一名，啟人深思。在“國學”這一豐厚概念下，所展開的價值架構(gòu)、編寫體例與選文標準，都具有某種回歸起點重新思考問題的深層意義?！皣鴮W”的重量，哪些文章足以承載？引申而言，何謂國學，如何以國學賡續(xù)傳統(tǒng)？如何文選，如何以文選承繼文脈？

“國學”論爭：行走在可疑與可敬之間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國學”面目模糊，若隱若現(xiàn)，日趨成“熱”，行走在可疑與可敬之間。當“國學”無處不在，無所不包，必然“可疑”。今年8月，隨手搜索“國學”，相關(guān)的最近資訊排序如下：《季羨林稱“國學大師”不夠格？弓克：我的“明學”開創(chuàng)國學新標準》（8月3日）、《今天，你“國學”了嗎？》（8月2日）、《以文會友！煙臺市第七屆“國學小名士”經(jīng)典誦讀大賽復賽舉行》（8月1日）、《披著國學外衣死灰復燃“女德班”為何屢禁難止？》（7月31日）、《〈三字經(jīng)〉這種“國學”，還是不學為好！》（7月28日）、《48國學者警告美國，共同聲明“拒絕新冷戰(zhàn)”》（7月27日）、《國學熱不是真的熱？如何定義國學，我們需要重建價值系統(tǒng)》（7月25日），等等。

關(guān)涉“國學”的種種新聞，可謂是當前“國學”尷尬處境的一個縮影：無處不在，又面目可疑，似乎是一個萬能的“筐”，無論圍繞孩子的校園比賽，還是涉及地緣政治的外交語境，都隨影隨行，不無可疑，乃至可憎。

另一方面，對“國學”的敬意也無以復加，被寄予通過“致敬國學”，實現(xiàn)“重建斯文”的希冀。

早在2012年，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副院長劉東教授在《國學：六種視角與六重定義》中指出的“國學熱”的社會化問題，至今仍不過時：電視上有各種“論壇”，著名大學附設(shè)“國學”訓練班，培養(yǎng)企業(yè)管理界人士的“精神資源”，甚至有些地區(qū)出現(xiàn)小學生“讀四書、五經(jīng)”的活動，大眾傳媒包括電視、報紙、雜志、網(wǎng)絡(luò)則極盡推波助瀾之能事。在這種語境下，依然逆勢推崇“國學”的概念，并推出“國學文選”，也帶有某些以正視聽的“澄清”期待。

何謂國學，如何以國學賡續(xù)傳統(tǒng)

什么是國學？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一書中，劉東教授以《國學：六種視角與六重定義》一文作為代序，從發(fā)生學角度看，梳理出關(guān)于“國學”的六種觀察視角，以及由此生發(fā)的定義，試圖澄清“國學”之內(nèi)涵與外延。如果按照劉東教授的解釋模型和分析框架，顯然，《國學文選：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當代詮釋》則更符合第三種觀察視角。第三種視角是，作為傳統(tǒng)學術(shù)文化的總稱——“國學”這個概念在日常應用中，作為一種對于機械割裂的反彈，越來越被當作對于傳統(tǒng)學術(shù)文化的總稱，以吁求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通盤了解和通識教育。在《國學文選：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當代詮釋》一書中，莫礪鋒教授援引著名學者張岱年先生在《國學叢書總序》中的說法：“國學是中國學術(shù)的簡稱……稱中國學術(shù)為國學，所謂‘國’是本國之義，這已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名稱了。中國傳統(tǒng)學術(shù)包括哲學、經(jīng)學、史學、政治學、軍事學、自然科學及宗教、藝術(shù)等等，其中自然科學有天文、算學、水利、醫(yī)學等，其中最發(fā)達的是醫(yī)學，這些都是國學的內(nèi)容?！边M而言之，他更看重“觀念史”層面的國學演進，認為“觀念文化既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最高級的思想結(jié)晶，也是最穩(wěn)定的文明傳承”。也正因為此，才會強調(diào)，在選編《國學文選》時，并不以文學價值為取舍標準，著眼的是它的內(nèi)容，或者說它的思想性。同樣，對“國學”的理解也有一個過程。比如，臺灣學者李鍌教授主編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曾被稱為“第一部被引進大陸的臺灣高中生所必修的國學用書”。值得深思的是，該教材2008年被引進出版時，改名為《國學基本教材》（新華出版社，分上下冊）。在2013年9月，該書再次出版時，在原名基礎(chǔ)上稍微改動，改為《中國文化基礎(chǔ)讀本》（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分為六冊）。就是說，再版時不再采用“國學”的名稱，盡管編寫組存有“國學用書”的含義——當然，這也可看作是尊重原版的表現(xiàn)。

如何文選，如何以文選承繼文脈

提及“文選”，必然涉及相關(guān)的編寫體例和選取標準。比如大陸引進臺灣版的《中國文化基礎(chǔ)讀本》，談及編輯大意時，該書編寫組認為“編輯目標在于陶鑄高中生優(yōu)雅之氣質(zhì)、高尚之品德，并啟導人生意義，弘揚中華文化”。選文的標準是“以能反映中華文化之精髓，培養(yǎng)倫理道德之觀念，且具有時代意義者為考量”。

在選文分類時，《中國文化基礎(chǔ)讀本》主要以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集注為主，采取的分類是，《論語》分為四類，“德行類”（下分論道德、論仁愛、論孝友、論修養(yǎng)、論好惡、論剛毅、論士）、“言語類”（論法語、論人）、“政事類”（論政治、論禮樂）、“文學類”（論為學、論學、論詩），《孟子》分為四類，“論性善”“論行為”“論教育”“論政治”。《大學》《中庸》沒有分類。

另一種從臺灣引進大陸的“國學文選”，則是臺灣成功大學中文系張高評教授主編的《古文觀止鑒賞》（九州出版社，10卷本）。他認為編選的標準是“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因為，之前出版的《古文觀止》“九成側(cè)重于詞句注釋，文言語譯等訓詁考據(jù)，偏離了吳興祚所期許的‘析義理于精微之蘊’的義理學范疇，以及‘辨字句于毫發(fā)之間’的辭章學領(lǐng)域”。

在《國學文選：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當代詮釋》中，具體到章節(jié)的編排，在編纂過程中雖曾“借鑒各種古文選本”，但從選目到分類都有獨特之處，按內(nèi)容分成十二類四冊：孝悌、仁政、家國、學問、自然、技藝、史學、政體、法治、性命、儒學、佛道，每類選錄古文16篇。除了選文的來源廣泛，文本貼切外，每部分的導語內(nèi)容更值得關(guān)注，比如在“孝悌”部分，編寫組撰寫的導語認為，“孝悌”是仁愛精神在家庭內(nèi)部的充分體現(xiàn)，是人們獲得安穩(wěn)、幸福的人倫關(guān)系的道德保障，也是確保社會和睦親善的倫理學目標的基石。正是在“孝悌”的基礎(chǔ)上，古人才進一步建構(gòu)出完整的倫理學體系，并進而指出，“追求人格的完善，追求人倫的幸福，都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取向。在中華文化中，人不是匍匐在神祇腳下的可憐蟲，更不是生來就負有原罪的天國棄兒。相反，人是宇宙萬物的中心，是衡量萬物價值的尺度。人的道德準則并非源于神的誡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

這種“選文+導語”的模式，背后是編選眼光與見識判斷的學術(shù)功夫，尤其加上編寫組成員都是南京大學兩古專業(yè)（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古代文學）的教授，在學術(shù)界向有權(quán)威聲望，更利于實現(xiàn)“國學”的思想結(jié)晶與文明傳承得以承繼與賡續(xù)。

《中國教育報》2020年12月02日第9版